提起贝尔实验室，世界科技界人士都无比钦佩，无比向往。它是一个闻名世界的英才之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造和创新之源。仅诺贝尔科学奖，至今就已获得11项，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研究机构。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受惠于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的电话一样，今天的世界同样受惠于贝尔实验室的许多发明。甚至可以说，没有贝尔实验室的一些重大发明（例如晶体管），世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对于这样一个实验室，了解其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探究其内部的动力和活力，无疑是一项充满魅力而又艰难的研究工作。多年来，我们对贝尔实验室只有零星、片断的了解。因此，阎康年先生系统介绍贝尔实验室75年发展历程的著作——《贝尔实验室——现代高科技的摇篮》的出版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对贝尔实验室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并刺激着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作为一名业内后来人，我对阎康年先生表示钦佩。
阎康年先生的著作在扎实史料（其中对晶体管发明等史料的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全书按历史顺序，主要以各主管任期为章节，系统介绍了贝尔实验室的创业历程、各个时期的管理思想、科技成果、研发模式等。用阎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事实和与发明有关的说明”（见该书前言）。阎先生也意识到下一步的许多重要工作：“相信关于贝尔实验室的研发、人才培养和激励性很强的治学环境与管理思想等方面的探索和分析，以及它得以持续成功的原因，都是广大读者十分感兴趣的。笔者愿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以文章和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对于贝尔实验室，的确需要对具体重要问题做深入分析，也需要不同的角度认识。作为“广大读者”中的一个，在学到不少知识之后，我也生出一些看法，愿意说出来，以求教阎先生和高明者。也许对话和交流会加深我们的认识。
在叙述“事实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做一分析。贝尔实验室是一个工业实验室。也就是说，是企业按自己的经营战略，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的R＆D机构。这只有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因此，要想深入地认识贝尔实验室的性质，我们有必要放长眼光，把它放在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中来看看。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尽管我们今天常常把科学技术联在一起说，可实际上，长期以来科学和技术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之下前进的。科学是所谓“自然哲学家”的沉思和实验，新知识的发现是第一位的，应用是第二位的，甚至不考虑；而技术则是工匠们的发明、设计和改进，而发表新知识则是第二位的，或根本就不重要。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科学计量学的奠基人D·普赖斯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科学和技术是一对舞伴，尽管是在同一乐曲下起舞，但是各自按着各自步伐来跳。著名的科技政策专家C·弗瑞曼（C·Freeman）补充说，这个比喻很好，但是到19世纪后期，又有了新的乐曲，一对舞伴开始“面对面”贴得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密。工业实验室就是这种亲密关系的原因和结果。也就是说，工业实验室改变了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建立起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系统联系的途径。自工业实验室建立后，科学和技术互动加强、转换加快，技术的发明、改进和发展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想象和创造，同时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受着应用潜力的刺激和吸引。这样，形成的技术就有着异乎寻常的功能，渗透着“科学”的含量；同样，科学发现也深入到自然世界那难以想象的可能空间。正由于工业实验室在科学和技术两方面的出色表现，有学者把工业实验室的建立称为发生在20世纪的“研究革命”
这样看来，作为工业实验室的出色代表，贝尔实验室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两发面都有着惊人的成就，这恰是工业研究室这种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科学与技术互动加强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不同意阎先生说法，“虽然它是世界上各研究开发机构中获诺贝尔奖最多的，但那不过是它在研发工作中的副产品。它至今获得的专利超过了26000个，．．．．．．显示出创新的活跃性。”（前言第3页）。这样说，我认为不恰当或至少会引起误解。显然，我们不能说获诺尔奖的晶体管的发明是贝尔实验室的副产品。这样说，会遮蔽贝尔实验室的全新的性质和意义。同样，“现代高科技的摇篮”作为高级科普读物的副标题，没什么问题可说。但是用于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则毛病甚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阎先生对“知识创新”和“知识经济”可以提出正确的质疑，却采用了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模糊词语——“高科技”，来描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也许这个词所指是那些我们很少自己能弄出来的或很费力才能弄出来的东西，因此才显得那么“高”。我们研究和认识贝尔实验室，恰好是想揭开“高科技”底下的生产动力和机制，而不是再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样说，绝不是对说法和词语上的挑剔，因为表达和词语代表这一种观念和思路。我想说的是，认识对于我们来说的新事物，首先是观念上的变革，新酒用旧瓶装是不合适的。
对于贝尔实验室，我们想问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是：作为支持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和西方电气公司发展而建立的研究开发机构，贝尔实验室在通讯技术领域做出许多惊人的成就并不那么奇怪，但为什么像宇宙背景辐射、晶体管、信息论这样带有根本性的发现来自贝尔实验室？进一步问的是，它是怎样在求知和应用之间保持张力？《贝尔实验室》所述的组织管理理念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1932年1月22日，曾担任过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助手的尤厄特发表了题为《利用基础研究成果于通讯领域》的著名讲演，它奠定了贝尔实验室目标定位和指导方针。他说使用“基础”这个词，应该理解为“它囊括了在谋求新知识的方法中得出的各种东西，这种新知识是新的或改进的通讯结构能够从中创造出来的要素”。至此，基础研究不再限于为技术应用和专利服务的实用主义范围，而是扩展到能够创造或改进通信结构所需要的一切新知识。（该书第74页）也就是说，基础研究不仅仅是技术应用或试验发展等具体环节的源泉，而且支持着整个通讯工业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观念上的重大创新。尤厄特之后各任研究总裁，虽然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始终坚持这一发展理念。但是，管理理念若是不与具体的研究过程结合在一起阐述，则很难把握住。虽然本书试图把每个时期管理者的理念和科技成就放在一章里阐述，之间也散见联系，但是科技成就多是结果的介绍，而不是过程。若是不对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整个过程作一分析，我们还是难以把握贝尔实验室的创造性特质。比如，如果我们只知道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那么对贝尔实验室的认识只是多了一件事实。但是，我们若是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时和贝尔实验室同时做半导体物理研究的普度大学的物理学家，鼻尖几乎碰到了晶体管却没有发明出来？通过分析即可发现，从项目决策的思想、研究的组织和研究过程整体体现出贝尔实验室的特质：大的方面，按公司战略选择对公司发展有广泛和持久影响的研究领域；小的方面，保证科学家相当的自由探索；组织形式上，则是尽力保持对同一问题感兴趣的不同学科的专家交流、接触；环境上，则为科学家培养“仪器意识”，即从召募新人开始，就想法让科学家对公司仪器装置技术感兴趣，从而对仪器装置技术显示的科学问题感兴趣。这样一种管理和机制，既能保持求知和应用的张力；又会实现早期管理者的思想——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必须具备：第一是冒险精神；第二是提问的才智；第三是接受和应用的智慧。这样看，晶体管的发明也就不那么神秘了。
历史事实从来不是死的，尤其是一段长时间的事实。选择事实和叙述历史，包含着一种解释。我对《贝尔实验室》一书按研究主管（XX时期）任期为章节阐释贝尔实验室的历程十分怀疑。这样做，虽然可以把实验室的大事包揽无余，但是这是实验室“家史”或“史志”的写法，宝贵的史料淹没其中，很难体现出实验室发展的历程，比如，我们从中看不出贝尔实验室自发明晶体管之后跃上的新发展阶段：在奠定了信息时代基础的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初期（50年代），贝尔实验室起着完善技术范式和扩散技术源（硅谷）的作用。也看不出，在长期发展中，贝尔实验室的学科设置和研究领域的变化与通讯技术发展之间应该有的关系。
贝尔实验室有一个让人神往的名字：“R＆D的象牙之塔”。在当今世界，配得上这样美名的地方稀少又珍贵。所以，我们对有关它的话需要追问。
